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PJBlog2 2010-03-04T17:28:38+08:00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3-04T17:28:38+08:00 2010-03-04T17:28:38+08:00

    丰田汽车公司最近出现的“召回门”已经使日本的这家“百年老店”面临灭顶之灾。继在美国大规模召回以后，丰田在中国的召回也已经开始。但是，让中国的丰田车主感到郁闷的是，美国的丰田车主可享受“上门召回”，或者享受交通补贴，如果不满意，还能更换踏板等重要部件。但是在中国，车主们只能自驾至4S店完成召回，而且有可能因零部件短缺而白跑一趟，在中国更换的丰田车垫片，其成本只要2元。另外，此次在中国召回的RAV4型车，丰田公司也不打算给中国消费者必要的补偿。中美两国车主“同车不同命”的遭遇，引起中国车主的强烈不满。


    丰田在召回行动中对中美两国消费者的“同车不同命”，不仅体现在这种细节上，而且体现在国家的态度上。2月底，美国众议院召开听证会，将丰田总裁丰田章男传唤到国会山，接受质询，丰田章男除了向议员们连连鞠躬致歉外，还不得不直面美国消费者的愤怒控诉。但是在中国，只是由国家质检总局在丰田已经处于过街老鼠境况下出示了一个风险警示。丰田章男到了北京后，只是在酒店里召开了一个说明会，虽然也鞠躬如仪，但真正的受害者中国消费者却被挡在会场之外，有公开报道称，其中一些情绪激动的消费者不仅无法与丰田章男直接对话，还被保安人员带离现场。

    美国动用强大的国家机器对丰田汽车进行调查，这是一种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具体行动。尽管有人将美国的这种行动指责为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将丰田的瑕疵作为其驱赶外国投资商、保护本国汽车厂商利益的一个机遇，但是即使美国私下里真有这样的谋划，丰田由于自身的严重失误，也只能自咽苦果。美国严密的消费者保护制度使丰田无法在美自由转圜，这就是它无视消费者利益所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之下，丰田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表现出傲慢的态度，甚至在“召回”处理上采取不同措施，其内在的原因还是我国的消费者保护制度存在着很大的不足。

    我国的消费者保护机构虽然在改革开放初期就已建立，并且制订了较为严格的保护法规。但是，由于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刚刚建立，并且还很不完善，政府对发展经济有着强烈的渴求，在拉动GDP的要求下，政府在保护生产厂商利益方面的冲动远远超过了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要求。当消费者利益与生产厂商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府会很习惯地站到厂商一边，利用政府的刚性力量来降低消费者维权对生产厂商利益可能造成的损害。前年曾经引起轩然大波的三鹿事件，虽然从根本上说是不法厂商所为，但地方政府为了地方的经济利益而姑息养奸，绝对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原因，虽然三鹿公司得到了处理，但蔓延于牛奶行业的三聚氰胺超标问题在各地的姑息下并未彻底解决，以至在前不久死灰复燃。由于制度安排的内在原因，消费者权益保护在很多场合，只能被架空。我们所看到的情景是，只是每一年的作为消费者权益保护日的“3·15”，才算是消费者扬眉吐气的日子。但是，这种运动式的所谓权益保护是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的。

    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吸收境外投资一直是我国政府积极推进的一个目标。外国投资者进入中国以后，不仅享受到了种种政策优惠，而且也像中国企业一样，渐渐养成了漠视消费者利益的不良习惯。最近几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外国厂商肆意侵犯中国消费者利益的恶性事件，而中国消费者要维权同样困难重重，得不到国家层面的鼎力支持是一个十分的原因。政府需要吸收外商投资，也需要培植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才在有意无意之间放任外商投资企业肆意侵犯中国消费者利益。丰田汽车在美国不得不接受从美国国会直到普通消费者的严厉拷问，但到了中国，长期养成的对待中国消费者的傲慢态度就自然而然地暴露出来了。因此，中国丰田车主看着大洋彼岸的美国车主的“上帝”待遇，抱怨“同车不同命”，正是对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不足的一种强烈质疑。



    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政府意识到经济结构调整的紧迫性，拉动内需已经成为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拉动内需，除了要多渠道增加民众收入以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个安全健康的消费环境，这需要政府作出很大的努力。具体来说，政府虽然不能放弃对生产厂商的政策支持，但这种支持必须是在要求生产厂商守法经营的基础上，而不是借改革之名轻易突破法律的框架。对于外商投资企业，政府必须以“国民待遇”来对其进行管理，而不是以牺牲消费利益来增加吸引力。中美两国在消费者保护方面或许存在差异，但国际上通行的严格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制度应该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丰田“召回门”给中国最大的启迪，固然是提供了企业应该重视产品质量的殷鉴，但更重要的是国家对一个法律层面上的经济环境的重视，在保护消费者权益方面，国家应该倾尽全力，而不能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扰。在保护消费者利益方面，中国还有许多方面的空白需要努力。]]>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default.asp?id=1030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3-03T12:45:09+08:00 2010-03-03T12:45:09+08:00

□ 高路

丰田“踏板门”事件后，丰田汽车社长丰田章男来华道歉了。但在前天晚上的北京“丰田汽车公司记者说明会”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大批媒体被拒绝；记者会前至少有3名愤怒的消费者前往现场要求丰田章男公开道歉，被现场保安人员拉走；记者会上的答问如同背课文，被“授权”提问的两家媒体像是提前安排好的。

丰田章男来中国了，这是继美国以后，丰田章男的第二站，这被很多人视为中国国力上升的一种象征。但很快，大家就看出了这场道歉“秀”的成分有多大。首先是大批媒体记者被拒绝，接着是3名愤怒的消费者被现场保安拉走，而所谓的答问如同背课文……这一切说明，虽然新闻说明会是丰田主动召开的，但其实丰田开得很“无奈”。

与艰难的“美国之旅”相比，“中国之旅”对丰田章男来说，实在太轻松了。同样也是鞠躬道歉，但丰田章男在北京显然已经收起了眼泪。一些用词也很“暧昧”，回答记者提问时，丰田章男甚至搬出了“麻婆豆腐”之类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来。显然，能想到用“麻婆豆腐”不同的口味来形容不同地区的丰田车的质量，说明丰田章男可能只是表面上的紧张。

丰田只在中国召回大约7.5万辆RAV4车，与全球大约850万辆的召回数字相比，简直不成比例。丰田称，之所以只召回这么多是因为在中国生产的丰田车用了与美国不同的油门踏板。既然如此，丰田为什么又不敢面对3名愤怒的消费者呢？据北京晚报报道，在新闻发布会现场，北京大兴凯美瑞车主张先生来到会场外抗议。据悉，他也是在驾驶时，放开油门踏板后，油门卡住，不减速，保持加速，刹车失灵，最后失控侧翻。但张先生带来的情况材料被现场工作人员撕毁。

在美国，丰田章男面对质询，一度落泪；而在中国，丰田却在道歉之余展现了其傲慢强硬的一面。在美国，丰田客户修车时租车费用由丰田买单；但在中国，丰田章男却回避了赔偿问题。这是为什么？在丰田“质量门”事件的整个发展过程中，美国一直气势汹汹，而在中国，无论是政府部门还是民间，都要平静得多，很多媒体对此事的报道，也大多停留在新闻事实的报道上，很难找到相关的评论。

作为全球最大的汽车消费市场，中国对丰田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当丰田在欧美“卡壳”的时候，似乎只有中国才能救丰田。面对丰田，我们是不是太宽容了？是不是正是因为我们的宽容，才给了丰田强硬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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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default.asp?id=1029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3-02T09:15:13+08:00 2010-03-02T09:15:13+08:00

　　陈坤

　　“风起于青萍之末”，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缘于希腊落后的经济结构。长期以来，经济发展状况甚不理想。低下的技术水平和快速上升的劳动成本(工资增幅超过欧盟成员国15年的增幅)，加剧了该国的通货膨胀和财政赤字，拉大了与欧盟诸国的发展差距。

　　希腊加入欧盟是希腊发展中不能承受之重。希腊加入欧盟时，其财政状况并不符合欧盟标准，通过做假账才得以蒙混过关。加入欧盟后，欧盟诸国优越的社会福利政策刺激和牵引希腊不断提高社会福利。希腊经济增速低于社会福利水平增速，财政状况捉襟见肘。

　　几代希腊政府在经济发展上无策，却在举债上有方；加之欧元区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希腊提供了坚实的信用基础，而欧元区统一预算控制机构缺失，统一预算软约束(只要求成员国的财政赤字控制在3%以内)，致使希腊低成本高额举债成为可能，助长了希腊财政赤字。

　　雅典奥运会更加重了希腊的债务负担。不想办成一届商业味浓的奥运会，但本国又无实力举办，因此希腊政府走上了举债办奥运之路。2004年上半年，希腊公共债务增加10%，达到1957亿欧元(约2400亿美元)，远超希腊GDP。

　　目前，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已波及整个欧元区。解决这场危机就看多方如何博弈。

　　希腊：绑架欧元

　　希腊对于目前所处的境地显得异常笃定，着急的是欧元区主要国家。希腊知道，解决主权债务问题有二：一是通过市场来融资；一是通过外部援助。

　　希腊目前的负债状况决定了其通过市场实现自救不现实，即使实现了，成本也非常高昂。

　　通过外部援助也有二途：一是从欧元区国家获得援助；一是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援助。从欧元区国家获得援助是希腊的必然选择，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敲打欧元区主要国家是希腊的策略。

　　为了逼迫欧元区主要国家尽早实施救援，希腊有意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示好。希腊知道欧元区主要国家必定会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介入希腊的债务问题。希腊也不希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真正干预。这是策略。

　　除了利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施压欧元区主要国家外，希腊还利用国内罢工、向市场融资和直接宣布国家破产三个手段向欧元区主要国家施压。

　　希腊宣称将通过市场发债50亿欧元，表面上是测试市场信心，实际上是测试欧元区主要国家心理承受力，考验其神经强弱。如发债成功，皆大欢喜；如果发债失败，无疑将进一步拖累欧元下滑。如果没有欧元区主要国家担保，一个破了产的希腊是无法成功发债的；欧元区主要国家也不允许希腊在没有欧元区主要国家担保的情况下冒险发债，拖累欧元。

　　希腊笃定的另一个原因是，实在不行，直接宣布希腊破产。到时，急的是债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希腊的债权国构成看出来。希腊共欠外债约3020亿美元。其中法国750亿美元、瑞士640亿美元、德国430亿美元、美国164亿美元、英国123亿美元、荷兰103亿美元。希腊一旦宣布破产，一是直接打击欧元，欧元的信心将会一落千丈；二是直接逼迫主要的债权国组织救援，由主要债权人协商解决希腊债务问题。

　　说穿了，主要还是由欧元区国家来协调解决希腊债务问题。为了放大这种逼迫效果，希腊政府从未向欧元区国家请求过资金援助。希腊知道，这些国家会主动送过来的。

　　目前的希腊已绑架了欧元。

　　 欧元区：进退维谷

　　欧元区主要国家现在很不爽，处理希腊主权债务危机进退维谷。救是必然的。欧元区的建立经过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辛和努力，尚未实现理想就分崩离析，没有一个欧元区国家愿意看到。欧元区奉行的《稳定与增长公约》也将成为废纸，对现在和未来的欧洲发展极为不利。

　　更何况，欧元区本身的经济实力能够救希腊于水火。因为欧元区主要国家的经济持续增长是救援最大的基础；同时，欧元区是世界上黄金储备最多的经济体(欧元区共拥有黄金储备10900吨，美国的黄金储备为8133吨)；再者，欧元是世界储备货币，退一万步说，可以印钞呀。

　　但关键是怎么救。救希腊诸国，使其免于破产不成问题，但问题是不能产生负面效果。欧元的信用是欧元区所有国家的共同信用，各国均有义务维护其信用稳定。如果不加约束，群起效仿，欧元的信用就会出现“公地悲剧”，欧元未来的前景也将堪忧。因此，德国等主要欧元区国家对救援希腊提出了一个基本要求：减少本国赤字。

　　但问题是，在次贷危机还未真正过去，经济发展前景尚不明朗，退出政策还未真正启动的背景下，减少赤字势必放缓本国经济发展步伐，并且因降低工资等福利又会受到本国民众的反对。因此，希腊等国减少赤字的努力必将大打折扣。

　　再者，如何抚平欧元区主要国家民众反对救援希腊的情绪也将拷问这些国家当政者的执政能力。

　　对欧元区主要国家来说，救助希腊已无路可退，尤其是希腊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暗送秋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向希腊抛橄榄枝时，更刺激了他们敏感的神经。

　　2月24日，欧盟委员会将希腊政府诉诸欧洲法院，要求其收回在2003年至2004年非法给予企业的税收优惠款项一事，就是要打消希腊政府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怀送抱的念头。

　　 高盛：渔翁得利

　　投资势力在希腊主权债务危机中推波助澜，大获其利。高盛就扮演了一个只赢不输的角色。其赢有三：

　　一是高额佣金收入。希腊在加入欧元区时，财政赤字达不到欧元区低于GDP3%的要求。高盛通过货币掉期交易，使希腊负债率下降1.2%，高盛因此获得了3亿欧元佣金。

　　二是对赌希腊还不了债而获利。2005年，眼见希腊债台高筑，还债无望。高盛便将这100亿欧元的债务又卖回给希腊，实现“金蝉脱壳”。更重要的是，高盛在市场上通过购买CDS(信用违约互换)，即购买希腊在债务到期后出现支付能力不足的保险，对赌希腊还不了这笔债。为了对赌成功，高盛运用其市场势力，“唱衰”希腊的支付信誉，从而使希腊的CDS保险大幅上涨，帮助高盛高位出逃手头持有的CDS头寸。

　　三是联合其他投机势力，放大希腊主权债务危机，深层挖掘欧元区其他主权债务违约风险，放空欧元区汇市、股市和期市获利。2月中旬，欧元空头头寸高达80亿美元，创欧元诞生以来最大规恼头头寸。欧元已下跌10%，希腊雅典ASE综合指数数月内重挫近40%，投机资金获利不菲。]]>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default.asp?id=1028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2-23T21:28:49+08:00 2010-02-23T21:28:49+08:00

　调查显示，中国目前有百万“蚁族”大军《蚁族》主编廉思认为，“80后”已经分化为“富二代”、“海归”、名校精英和草根“蚁族”等多个层次，每个“80后”都应有追求幸福的权利

“奋斗路上——

　　"80后"生存现状大调查”系列报道之③

　　作为国家级课题《潜在危机：中国“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与社会稳定问题研究》的项目主持人，廉思带领着课题组和深访团队花费两年时间进行实地调查，撰写了有关这一群体的报告，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后，作为对这一课题研究的总结，由廉思主编的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蚁族》一书出版，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巨大关注和持续探讨。

　　“蚁族”，是指“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廉思日前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介绍说，这些受过高等教育，却从事着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等临时性工作的大学毕业生们，主要居住在城乡接合部或近郊农村；绝大多数没有“三险”和劳动合同；月均收入低于2000元；年龄集中在22岁至29岁之间。他们中有九成人是童年时曾被称为家中“小太阳”“小皇帝”的“80后”。

　　“"天之骄子"的光环不再加诸他们头上，他们比普通人有着更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法释怀的青春梦想。他们代表着我们这个社会不能忽视也不应忽视的群体，他们揭示了一代人的痛苦、无奈和彷徨。”廉思说，《蚁族》揭示了“80后”最真实的生活和奋斗状态，也让我们带着全新的目光去认识“80后”的坚强与担当。

　　文/图本报驻京记者赵琳琳（署名除外）

　走进唐家岭：“80后”调查“80后”

　　《蚁族》一书出版后，“蚁族”们的生存和生活状态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在2009年百度关键词搜索量排名中，“蚁族”仅排在“甲流”之后。该书的主编廉思随之踏入了“公众人物”的行列，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感叹“真没想到自己会这么火”。

　　谈到缘起，同为“80后”的廉思说纯粹是出于好奇。一个偶然的机会，一篇报道引发了廉思对聚居在北京海淀区唐家岭地区的大学毕业生们生存状况的关注。

　　那是2007年的夏天，信手翻来一本杂志，杂志中有篇名为《向下的青春》的报道瞬间吸引了廉思的目光。报道讲述了一个名叫李竞的大学生在北京生活和工作的真实故事。“文中，他令人担忧的现状、年轻脆弱的心灵和无处寄托的青春和梦想震惊了我，我想，怎么还能有大学生在北京过这样的生活？”震惊之下，廉思决定亲自去看看。

　　唐家岭是位于北京市海淀区最边缘的一个村子，是典型的城乡结合部。本村居民只有约3000人，却居住着4万~5万人，几乎全是落脚在合法或违法建筑内的大学毕业生。

　　以前也曾有人报道过唐家岭，但是仅限于那里的违章建筑多、环境脏乱差。但廉思却实地找到了另外的惊讶：“我觉得那里很不一样，房屋出租的广告上，可以没有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但是一定要有宽带。当时我就觉得，那绝不是一个农民村和民工村，那里可能隐藏着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必须深入研究。”

　　2007年年底，廉思组织了一次针对这一群体的第一次大规模社会调查，调查队员和深度采访队员们也进了村。在那里，他们和每天如蚂蚁般忙碌的大学毕业生们同吃、同住、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奋斗故事，也见证他们的坚韧、迷惘和彷徨。

　　2008年8月，廉思自筹经费成立了由心理学、社会学、统计学、经济学等学科研究生组成的科研团队。通过针对“蚁族”的第二次大规模社会调查，他们获得了有关该群体工作、学习、婚恋、业余生活、社会公正感、生活满意度、网络行为、心理健康等方面大量的一手数据和实证资料。

百万“蚁族”：读书改变命运？

　　廉思对本报记者说，在调研开始前，很多人不相信居然还有大学毕业生在北京过着这样的生活。“有刚加入调查团队的学生还问我，廉老师，这是不是真的？”

　　但这一切的确是真的。“生存之上、生活之下。”廉思说，“这些怀揣着梦想的大学毕业生们，满怀理想地走出校门，但残酷的现实却让他们认识了什么是真正的生活。”

　　尽管身处这里丝毫感觉不到京城的气息，但由于交通便捷、生活成本低廉、就业创业机会多，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怀揣梦想来到这里暂时安家。他们当中不乏重点大学的毕业生，每月领着1000多元的工资，租着两三百元/月的床位，每天只吃两顿饭，到工作单位要坐两个小时以上的公交车。

　　廉思在自己的调查报告中给他们概括出一个贴切而又让人心酸的称谓：“蚁族”。

　　郑章军，是最让廉思印象深刻的一位受访者，这个1982年出生的大男孩来自内蒙赤峰市林西县。郑章军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家中还有一个弟弟。他北京科技大学本科毕业，专业是计算机科学。

　　小时候的郑章军很淘气，成绩也不好，但他有幸遇到了一位很好的语文老师。这位老师常常鼓励他。念五年级之前，村里没有通电，郑章军常常点着煤油灯看书。高三时，学习很紧张，父母很早就上炕休息了，他却从不觉得困——无论多晚才睡，第二天一早起床，又立刻精神抖擞。

　　“我懂事以后，一直都想着要考出来，从来没有变过。”郑章军说。2002年夏天，大学录取通知书快递到了林西这个小县城，村长亲自敲锣打鼓，把通知书从村口一路送到了郑章军的家门口。

　　两种前途：搬出“蚁族村”或回老家

　　2006年7月，郑章军大学毕业。踏出大学校门，他拦了一辆出租车，把一箱书和一箱衣服运到了位于二里庄小月河的亿展学生公寓，成为一名“蚁族”。

　　6人一间房，每人每半年付1350元房费，能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地方找到一个睡觉的铺位，三张上下铺占据了屋子的大部分空间。某个夏日，下铺的室友一觉醒来，发现鼻子堵得慌——居然是一只小蟑螂爬进去了。他们下决心杀蟑除害，周末关上门，狂喷一通杀虫剂，下午回来一开门，“满地都是蟑螂尸体，一两百只都不止。”

　　郑章军家收入水平在当地中等偏下，除了学费，他不愿意再向父母伸手要钱。因此，本科四年，他几乎做过所有的兼职，派传单、家教、节日促销。如今，郑章军是一家国企的软件工程师。工作稳定后，郑章军还常在网上找“私活”，利用周末的休息时间干。

　　郑章军曾有个女朋友，“这个女孩起初说她不爱逛街，我们就开始谈恋爱了。谁知她其实很爱逛街。”女友承认自己很现实，曾说：“如果你今天买了房，我今天就嫁给你。”毕业后，女友回了江苏老家，郑章军留在北京闯荡，他们自然就分手了。

　　高中时，郑章军曾草拟了一份计划表，希望督促自己不断努力，“上大学——考研——工作两三年——出国继续学习——回国工作——从政——开自己的公司”。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一份宏大的计划”，虽然不切实际，当时却有挥之不去的激情。

　　谈到目前的计划，郑章军一脸严肃，他的目标是开个小饭馆。他还计划5年内拥有自己的软件公司。到时，租间每月1000多元租金的房子，既能生活得更舒适，还可以作为办公场所。郑章军非常努力，对他而言，时间无比珍贵。

　　廉思介绍说，他们曾对北京、上海、武汉、广州、西安五个城市进行了抽样调查。据估计，全国约有超百万人次的“蚁族”。在北京，“蚁族”的数量约为十多万人；上海、武汉的数量也大抵如此。在北京，这些大学毕业生的主要聚居在城乡接合部；在上海，大多聚居在被分成数个格子间的公寓里；而在广州，“蚁族”则主要聚居在城中村。

　　“蚁族”以5年内毕业的大学生为主，毕业不满一年的人最多；毕业5年以上的，只占6.8%。“5年是个坎，三十而立，经过5年的打拼他们不可能再漂了。”廉思说，5年后，对“蚁族”来说只有两种前途：混得好些的，搬出聚居村，搬到北京北五环外回龙观、天通苑等地，七八人合租一间三居室，两人一间房；或者回老家。

“蚁族”心态

　　廉思认为，对“蚁族”的研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他们和其他弱势群体大不相同。“蚁族”们受过高等教育，会逐渐成长并进入社会的“准精英阶层”，而一个人年轻时的经历很大程度上会影响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在年轻常遭到冷遇，或自认为被社会鄙视、常遭到不公待遇，那么，当他进入四五十岁，事业获得成功后，他会如何看待和回报这个社会？如何教育自己的下一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关心"蚁族"就是关注中国的未来。”

　　《蚁族》一书出版后，廉思接到了很多“蚁爸”、“蚁妈”的电话。一位“蚁妈”说她流着泪读完了整本书，说她不会再让自己的孩子在大城市里做“蚁族”。女友曾对郑章军说过的那句话“如果你今天买房，我今天就嫁给你”，也在网络上引来无数回帖。

　　电视剧《蜗居》的热播使一些重要问题得到了凸显，道德的坚持还有没有意义？什么是幸福？如何才能成功？有车有房是否就是成功？如何追求自己的幸福？

　　有家难回

　　根据调查组的研究分析，“蚁族”产生的原因，既有国家就业形势严峻、大城市吸引力强大、大学生择业观相对滞后、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有差异等宏观因素，也有城乡接合部或城中村生活成本低廉、追求群体认同等主观因素。

　　尽管日子清苦，不到万不得已，“蚁族”从不愿意离开大城市回老家。

　　“有些人说让"蚁族"回家。让他们怎么回去？”廉思说，据调查，“蚁族”中50%以上来自农村，20%来自县级市。“也就是说，八成以上的"蚁族"来自农村和县城，来自省会和大城市的"蚁族"不足7%。他们是典型的"穷二代"，很多家庭年收入不超过5万元。一个"蚁族"从家里出来，身上肩负了父母的希望、弟妹的嘱托，和全家的期望，他怎么能回去？”

　　在调研中，他们曾做过一次问卷调查，问这些大学生们“你留在大城市的原因有什么？”“蚁族”们的选择包括：为了梦想，希望有更好的发展空间；为了父母，要把父母接来大城市一同生活；为了下一代，希望自己的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为了爱人，大城市机会多等等。

　　“你会发现这些选择几乎都是在为别人着想，很少是为自己。所以说，"80后"身上体现了一些特别传统的东西。”廉思说，这反映了相当一部分“80后”最真实的想法和生存状态，他们既不是人们以前所说的是“自私的一代”、“不负责任的一代”、“最放纵的一代”；也不是光鲜亮丽的“鸟巢一代”、“奥运一代”，他们有彷徨、有迷茫，他们也坚强，同时又在为梦想打拼。

　　“很多蚁族对我说，他们的梦想是3年买车，5年买房。很多北京本地人都觉得难以实现这一梦想，尽管我们没有资格去评价"蚁族"们选择的道路，但是，如果3年以后没有车，5年以后没有房，他们会怎么看待这个社会？梦想破灭了，他们该怎么办？也许到那时，他们的悲剧才刚刚开始。”

“蚁族”应提升自我实力

　　廉思指出，“蚁族”自身也要反思，是否应该对自己进行重新评估，自己的人生规划又在哪里？“不要给自己定一个过高的目标，如果你的目标是做"比尔·盖茨"，那么工作一年后你就会发现自己不是离比尔·盖茨更近了，而是更远了。你既要有远大的目标，不沉沦于世俗，同时也要有具体的目标，要让自己觉得自己时刻在进步，这样，才会进入一种正向循环。”

　　廉思建议，政府应该增加对“蚁族”的职业培训。“蚁族”们通常一年换两三份工作，工资永远徘徊在1000元~2000元之间，他们迫切需要知识技能和薪酬待遇上的晋升。而根据调查，绝大部分“蚁族”都认为自己缺少知识技能、人际沟通技能等能力。

　　此外，“蚁族”们之所以不愿意回家，是因为二、三线城市和大城市差距太大。在二、三线城市，“人脉”更为重要，不少人即使回去了，也很难找到工作生存下去。国家应该加大对二、三线城市的扶持力度，缩小城乡差距，给“蚁族”回家创造一个更公平的社会环境。此外，在廉租房制度、户籍制度等方面应有所倾斜，并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心理干预等等。

　　“蚁族”中九成以上为非重点大学、民办、专科学校毕业，学历对他们是一个根本性的制约。“蚁族”要发展，也应该努力放平心态、提高自身的实力。这也是很多“蚁族”目前正在做的。

　　廉思说，在北京唐家岭的“蚁族”中，不乏成功案例，一位连续5年报考注册会计师证书的女孩，如今终于如愿以偿地被一家瑞士企业录用，搬出了聚居村。

　　“80后”的层次分化

　　作为一名“80后”，廉思对于“80后”的未来也有着自己的看法。他认为，“80后”不会像一些人所想的那样“立”不起来，他们一定会挑起建设国家的重任。现在看来，他们承担了许多本不该由这个年纪的人承担的东西。同时，在“80后”这一代人身上，也体现了很多迷茫、彷徨和无奈，体现了传统和现代的冲突。

　　“我相信，"80后"这一群体可能会有几个不同的层次分化。比如，"富二代"、"海归"、以北大、清华等为代表的重点高校毕业生以及从底层开始奋斗的"蚁族"等。这些不同层次的"80后"对社会的理解也各有不同。”廉思说，对于“80后”而言，未来最重要的是要让他们能够凝聚共识，把他们的心凝聚到一起，才能真正做好事情。

　　目前，这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别和认识差异很大，比如，对“富二代”而言，他们从父辈那里继承了资源，更容易成功；而对于像“蚁族”这样从社会底层开始奋斗的“穷二代”而言，他们只能依靠自己。但社会至少应该给予他们公平的对待，人无法选择父母亲人、家世背景、聪明才智，但每个人都应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平等的工作机会，这些是应该被保障的。

　　廉思向记者透露，《蚁族》一书目前正在筹拍电视剧，“我希望能够拍摄出"80后"真正的奋斗。” (来源：广州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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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default.asp?id=1027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2-21T10:31:50+08:00 2010-02-21T10:31:50+08:00

2010年02月21日02:55  来源：《扬子晚报》

　本报讯 因拆迁条件谈不拢，被告人吴曼琳(化名)的家人屡遭拆迁公司的人恶意骚扰和辱骂，终于，忍无可忍的吴曼琳向拆迁公司的人挥起了菜刀，该案成为全国首例“反暴拆”致人死亡案，曾在全国造成影响。2月20日，宿迁中院一审宣判，被告人吴曼琳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赔偿死者家属经济损失人民币27万元。

　　宿迁市某房屋拆迁事务所承担宿迁市宿豫区某小区一宗土地部分房屋拆迁实施工作，吴曼琳母亲应某居住的房屋在拆迁范围内。被害人袁某为达到拆迁目的，带领拆迁公司多人多次到应某家中，辱骂、威胁老人。迫不得已，应某最终搬到女儿吴曼琳家居住。

　　未达到目的的袁某又追到吴曼琳家中，指使手下人用强力胶水将吴曼琳家中防盗门锁眼堵住，致吴曼琳家人须从窗口爬进爬出。2009年5月30日上午，袁某带领9名拆迁公司人员再次来到吴曼琳家，要求与应某或吴曼琳“商谈”拆迁事宜，因家中仅有5名女性(其中3人未成年)，并对拆迁公司之前的一系列行为有厌恶和畏惧心理，吴曼琳不敢开门让袁某等人进屋。袁某等人就一直在吴曼琳家门前辱骂、砸门，并将防盗门上的猫眼砸坏。吴曼琳的两个弟弟(另案处理)得知情况后，分别持菜刀、铁锨赶至吴曼琳家门口保护姐姐，并与拆迁公司人员发生争执。在室内的吴曼琳以为弟弟已经和拆迁公司的人打起来了，担心弟弟吃亏，随即挤开防盗门，持菜刀向着站在门口的袁某颈部、头部猛砍数刀，致袁某当场死亡。

　　在庭审中，吴曼琳虽对持刀砍击被害人致其死亡的事实不持异议，但认为自己的行为属正当防卫，不应当承担刑事责任。同意给付被害人亲属一定数额的生活费，但不同意“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其辩护人亦提出：吴曼琳作案后即在家中等候警察抓捕，归案后如实供述自己的行为，应当认定为自首。

　　法院审理认为，吴曼琳持刀砍击被害人，致其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本案是被害人袁某等人为达拆迁目的，多次对被告人方采取违法手段进行逼迫、恐吓，给吴曼琳等带来极大心理恐惧，后又到吴的合法住宅进行辱骂、砸门，侵犯了他人合法的住宅权利，并威胁到他人的人身安全，吴曼琳在遭受不法侵害情况下实施的反击行为具有防卫性质，但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属于防卫过当，应负刑事责任，但应减轻处罚。吴曼琳虽然作案后即在家中等候处理，但其并无自动投案的言行，故其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但该行为反映出其主观上愿意接受司法机关处理，可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据此，法院作出前述判决。(逸凡 高峰)]]>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default.asp?id=1026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2-09T17:03:26+08:00 2010-02-09T17:03:26+08:00

　　它就是“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彼时，开发这个软件的公司正陷入一桩持续了5年之久的冤案中，公司从领导到员工，入狱的入狱，通缉的通缉，其他的则被迫远匿他乡。

　　起先是包括瑞星在内的两家杀毒软件企业的同业竞争，之后由于瑞星贿赂官员，并炮制假案，中国电脑杀毒业的最大丑闻弥漫江湖。

　　2月4日，北京市公安局公共信息网络安全监察处原处长于兵，也就是“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的始作俑者，因徇私枉法、涉嫌贪污受贿1400余万元，被北京市一中院公审。至此，这桩让国内杀毒软件业全输的官司终于开始水落石出。

　　同业公司“相煎太急”

　　于兵公堂之上受审，背后是中关村的两家杀毒软件公司旷日持久的“血刃”，一家是北京瑞星科技公司，另一家名叫东方微点信息技术公司。

　　前者一直自称拥有8000万正版个人用户，在国内的电脑杀毒界可谓家喻户晓，而东方微点虽然不算知名，但其老板却是人称“中国杀毒软件第一人”的刘旭。

　　说是兄弟相煎，是因为当事双方，开始都是瑞星的高管。在2003年以前，刘旭曾经是瑞星的总经理兼总工程师，2003年3月5日他从瑞星离职，并于2005年1月成立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现任北京东方微点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刘旭的副手、东方微点副总经理田亚葵，则在2004年3月以前，任瑞星副总裁兼海外销售部总经理。

　　这一对难兄弟，从离开瑞星的那天起，噩运就开始了，尤其是田亚葵，甚至招来牢狱之灾。

　　“我们的副总田亚葵无辜蒙冤，我们的新产品丧失了最好的上市时机，都是因为对手的无耻暗算。”2月2日，刘旭告诉记者，自己当初离开瑞星成立东方微点，并且带领科研人员研制出一套新型反病毒产品——“微点主动防御软件”。与其他杀毒软件完全不同，这套技术即使没有获得新的病毒样本，也能防杀各类电脑病毒，新产品可能导致市场大洗牌，瑞星开始急了。

　　2005年7月，正当东方微点公司为新品筹备上市时，公司遭到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的调查，理由是“反病毒公司资质调查”。两天后，来检查的人由第一次的4人增加至9人，审查理由也变成“网络安全例行检查”。

　　在接下来连续5次的各种“检查”中，包括刘旭在内的公司管理和研发人员，被频频传唤。当年7月21日，办案人员将扣押的计算机竟送到了瑞星公司，而东方微点公司的核心技术，基本上都装在这些机器内。

　　让刘旭庆幸的是，被扣计算机中的核心技术数据，事前都被加密处理，这增加了微点主动防御软件源程序等信息被窃取的难度。

　　在传唤和检查期间，时任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的于兵，放风给刘旭“指明”两条出路：一是把公司卖给像瑞星这样有实力、有背景的公司；二是离开北京，搬回原籍福建。

　　刘旭并不买账，更为匪夷所思的事情也就接踵而至了。

　　事隔一个月后的8月30日，田亚葵被刑事拘留，理由是涉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侵犯商业秘密罪。此案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北京破获全国首例故意传播网络病毒案件”告知公众，业内外一时轰动。

　　官员受贿炮制假案

　　说起4年前的遭遇，刘旭多次向记者用了“迫害”一词。

　　据其介绍，2005年8月，于兵指使时任网监处副处长的张鹏云和齐坤，到北京思麦特管理顾问有限公司和北京健桥证券公司，调查电脑被病毒感染及造成损失的情况。

　　张鹏云和齐坤，因在本案中徇私枉法，此前已被“判三缓三”。根据张鹏云在庭审中的交代，自己从开始办理田亚葵案件起，就觉得该案根本构不成刑事案，但于兵非要办，逼着找证据。每次的业务会议上，于兵都说“能干的干，不能干的‘下沉’”。

　　在于兵的授意下，张鹏云、齐坤分别负责从健桥证券公司和思麦特猎头公司的电脑中，寻找来自微点公司的病毒样本。

　　为证明病毒来自东方微点、来自田亚葵的传播，于兵领导的网监处，以案件调查为由，认定田亚葵所用的与互联网连接的笔记本电脑中，有4种病毒通过ADSL向外传播，造成较大损失。

　　为了将案件做实，于兵在加大“侦查”的同时，还组织一个专家论证会，但要求别找瑞星公司的人。论证会的结果，在未经专家签字认定的情况下，将专家意见“基本可以确定”改成了“可以确定”。警方据此逮捕田亚葵，并指田构成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和侵犯商业秘密罪。

　　按于兵的布置，对“受害”公司，凡是电脑中毒的公司，每家按10万元左右上报损失并出书面证明。

　　损失数额需要由会计师事务所来评估，这一点，于兵当然清楚，于是一家名叫中润华的会计师事务所被于兵请来，对瑞星病毒库的价值作了几亿元的价值评估，于兵看后说价值太高了，要求重新做。后来，评估值做到了6000多万元。

　　不但如此，于兵还让手下人立刑事案件，为此张鹏云找江民公司索要报案材料。

　　江民公司副总经理严绍文说“不知道怎么写”。张鹏云就打电话请示，于兵让张鹏云代写一份给严绍文，使得这份原产于警察之手的报案材料，经于兵修改，由严绍文照葫芦画瓢，最后打印盖章成为证据。

　　在物证人证俱全的情况下，网监处向媒体发布“国内首例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案”称：2005年7月2日，网监处接北京多家防病毒公司报案，说计算机病毒在五六月份达到高峰，网监处通过摸排、调查，发现东方微点公司在软件研制过程中，违规在互联网上下载、运行多种病毒，“致使计算机病毒在互联网上大量传播，严重危害网络安全，造成重大经济损失。”

　　2005年9月6日，网监处向公国家计算机病毒防治产品检测中心致函，以微点公司涉案为由，要求其对微点产品不予检测、不发许可证。

　　经过一系列的精心部署，一个阻止微点“主动防御软件”的上市计划，在官商联手中终于做成。而微点公司也从此背上“防病毒公司传播病毒”的骂名。

　　尘埃落定一损俱损

　　作为国家863计划的专家，刘旭在突遭不测横祸后，一面积极取证、上访、举报，一面设法保护他的研发团队。危急中，决定将自己的研发部，从北京悄悄转移到了福州。

　　为防止发生意外，刘旭一次就买来20多张到厦门的火车票。等研发部的人上火车后，再悄悄地从中途下车，最后转乘两辆中巴车，趁夜深人静到达了福州。

　　在这些员工中，有被警方通缉的研发部负责病毒库保管、时年仅23岁刚大学毕业的崔素辉。小伙子被警方盯上，不敢上班，天天东躲西藏，几年不敢回老家河北过春节。2006年的除夕夜，躲在福州一家小旅店里的崔素辉禁不住嚎啕大哭。

　　纸终究包不住火。由于刘旭等人的不断实名举报，终于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2008年7月，北京市纪委按举报查实，于兵等人存在徇私枉法等问题。

　　与此同时，被网监处指证的田亚葵笔记本电脑上网的ADSL，后经证实当时并未开通，传播病毒也就不攻自破，另由田亚葵所谓“激活”4种病毒，经国家信息中心电子数据司法鉴定，在田本人的笔记本电脑中，仅发现上述4种病毒中的3种，且从未被激活过。

　　案情终于大白于天下。2007年11月20日，田亚葵在被羁押11个月和取保候审12个月后，北京市海淀区检察院对田亚葵作出了不起诉的决定。而微点主动防御软件在被阻挠近3年后，终于于2008年2月获得销售许可证。

　　“高科技产品更新换代特别快，别说3年，或许3个月就足以影响市场格局。”2月4日，记者在一中院见到田亚葵，40多岁的他头发几乎全白，他面对记者，不愿再提往事，但痛心的是公司，无辜蒙受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

　　不仅如此，据刘旭介绍，如果微点的产品能适时上市，当年类似“熊猫烧香”这种恶性病毒，就不会横扫用户；由此计算，间接损失堪以亿计。刘旭表示，他们将在于兵案结案后，向瑞星公司提出索赔。

　　而瑞星公司在事件曝光后，不仅遭到了业界的诟病，更是遭遇了前所未有的信誉危机。记者就此致电瑞星公司，但瑞星公司表示，于兵案既然已经进入司法程序，公司不便就此发表评论，一切以法院的终审为准。不过，瑞星公司的常务副总裁赵四章，因涉嫌行贿，此前已经被纪检机关批准逮捕。

　　再回到主角于兵身上。案发后，于兵潜逃至南非，2008年9月，于兵被最高检从南非劝返回国接受调查，9月18日被抓捕归案。15个月后的2月4日出庭受审，罪名中包括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罪，涉案金额1400万元。

　　据了解，庭审开始时，于兵否认检方指控，但当庭审持续了两个小时后，他对贪污受贿的指控全部认罪。

　　据悉，于兵被指控一共受贿4笔，其中，瑞星向其行贿达420余万元，另外的行贿者也都是网络公司，都是他任北京市公安局网监处处长期间所为。

　　来源：华夏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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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去年10月20日正式发布以来，360杀毒主导了一场杀毒软件“免费”和“收费”两大阵营的激烈碰撞。近日，360杀毒又大张旗鼓在中央电视台投放广告，花钱请网民来用免费杀毒。对此，360公司董事长周鸿祎解释说：“只有用免费的方式普及安全软件，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互联网安全问题。360杀毒之所以在央视投放广告，就是希望全国网民都知道好的杀毒软件不一定要花钱去买，尽快把他们正在‘裸奔’的电脑武装起来。”

　　据悉，360杀毒采用国际领先的BitDefender杀毒引擎和360木马云查杀引擎，创下了一次性通过权威VB100评测的纪录，成绩优于绝大多数收费杀软。“360不仅要推动免费杀毒的普及，还要在产品上全面超越收费杀软。”周鸿祎强调：“互联网上免费产品的规律是用户可以零成本地选择使用，我们欢迎全国网民都用360杀毒和收费杀软比一比，看看哪个更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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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混合动力型新款轿车普锐斯（Prius）系列制动系统的设计缺陷问题，继去年召回美国市场的426万辆问题车辆之后，丰田公司在包括日本和中国在内的全球范围内召回的问题车辆已超过800万辆，涉及8款车型，超过了去年的销售总和。受事件影响，丰田公司蒙受巨额亏损，股价缩水四分之一。美国会连续召开两次听证会，运输部长发表谈话，对日本施压，问题已超越个别公司所引发的纯经济问题的界限，呈现向其他领域渗透的扩大效应。“日本制造”的形象，有可能遭受更广泛的质疑，甚至关系到整个日本制造业的名誉和前途。

被认为此番事件的“始作俑者”，是普锐斯系列的自动制动控制系统（ABS，即Anti-lockbrakesystem，主要起防止刹车时车体纵横向滑动的作用）的问题。随着投诉案例的增多，来自各方面的压力陡增，丰田公司不得不承认在设计上存在安全隐患问题，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召回问题车辆，无偿维修、改造。

众所周知，丰田汽车公司是代表日本工业最高水平的“优等生”、看板企业，是日本最富竞争力、最国际化的跨国公司之一。上个世纪70年代，以低价政策打入美国市场，其卓越品质、优质服务、富于现代感的工业设计迅速博得了美国用户的青睐，得以站稳脚跟，行销欧美，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有路必有丰田车”，对扭转日本产品此前“质次价廉”的形象起了重要的作用。不仅是技术、产品，它所创造的号称零库存模块化生产的所谓“丰田生产方式”，已成为日本式资本主义文明的核心遗产，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工业生产管理具有相当的辐射效应。

随着发达国家消费者环境意识的提高，丰田公司很早就前瞻性地致力于混合动力车型（HybridVehicle，HV）的研发，今天已俨然成为环保型机动车的工业标准。而普锐斯系列便是这种环保型混合动力乘用车中的看板产品。即使在被认为“最挑剔”的日本国内市场，也稳坐销售第一，甚至用户从交款订货到拿到车钥匙要等几个月的时间。

然而，如此车界“奇葩”缘何遭遇被大批召回的命运？其背后到底有哪些发生机制？笔者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产业构造的变化。汽车制造业是最能代表全球化发展水平的产业，作为世界第一大汽车制造商，过去10年，丰田在海外的生产链越拉越长，规模越铺越大，海外生产车辆从2000年的175万辆猛增至2007年的430万辆。但凡事都有其限度，在生产规模急速扩张的过程中，对那些海外生产基地，日本传统的品质管理难免有鞭长莫及之处，从而成为质量隐患。

其次，汽车原本是机械工业的集大成产物。但近年来，随着IT业的发展，车载电子控制系统和软件技术的比重大大增加，这对制造商的技术和品质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能否确保顺应信息时代的新型质量管理体系的行之有效，至关重要。此次事件的“罪魁祸首”便是软件系统问题。

第三，丰田为提高竞争力，一再削减成本，甚至到了超出合理水平的残酷程度。日产汽车原本就经过最优化设计，减低成本的空间已然有限，但过快的生产规模扩张，致使成本居高不下，而要想维持世界第一的地位和竞争力，只有“强行瘦身”。据英国《金融时报》驻东京记者报道，去年底，丰田公司在其零部件供应商会议上表示，面向预期于2013年下线的新车型，公司为采购相关零部件而支付的成本将减少三成。而对仰仗丰田吃饭的下游零部件供应商来说，这是一个非达标不可的“硬指标”。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只有在不该节省的环节“开源节流”，最终成为系统风险分母的增量。

丰田的悲剧，在今天的日本并非孤案，且近年来有增加的趋势。其成因呈多重构造，殊难一概而论。但其中一个深层原因，仍然是产业构造问题：一方面是老龄少子化社会，劳动力不足的矛盾愈加深刻，但同时，制造业规模却基本未见缩小，过剩的制造能力亟待消化。于是，生产基地迁移海外，产业链拉长，管理成本和风险增加。而企业要保持国际竞争力，不得不忍痛削减成本。于是，能砍的砍；不能砍的，“创造条件也要砍”。从这种观察出发，此番丰田“召回门”事件也许仅仅是一个开始。

刘柠（北京学者）]]>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default.asp?id=1022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1-10T15:12:57+08:00 2010-01-10T15:12:57+08:00

http://news.QQ.com　 2010年01月10日03:58 　 新华报业网-扬子晚报　 王国柱　 我要评论(16144)
因该享受到的优惠政策没有享受到，6日上午兴化市民张云来到兴化市政府“反映问题”，门卫见“事情不大”，拒绝让其入内，双方发生争执，后来传达室数个门卫一拥而上，将张云摁倒在地殴打，造成其左手等部位受伤。事发后，兴化市政府非常重视，回应这起意外事情。8日上午，该市信访局领导代表兴化市政府，向受委屈的市民张云道歉，并对当事门卫(保安)进行了教育。

“政府只管大事，不管小事”

昨天，张云回忆当天被殴时的情景，仍然心绪难平。他告诉记者，他今年22岁，一年前在一家单位下岗了，在当地申领了再就业优惠证。不久前，他自谋职业在城北开了家电脑销售及维修的专营店。6日上午，他到该市城北工商局办理营业执照，在缴纳了23元的工本费后，被要求再缴纳300多元的“政府代收基金”。“按规矩，有再就业优惠证就不需要缴这些费用”，6日14时许，“想不通”的张云在女友陪伴下，来到兴化市政府“反映问题”，结果在大门口被门卫拦住了。听其叙述完所反映的问题后，一位保安马上表示：“你不好进。政府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张云忙反问：“政府不管小事，这是谁规定的？”“市长。”“那我要进去找市长问问，看他到底有没有这样说。”张云说完，就要往里进。就在这时，从传达室又冲出来三四名保安。

见对方人多，女友一把拉住张云，两人转身就要离开。这时一名保安一边称“政府大门不是让你说进就进的”，一边上前一把将张云拉住，还试图抢下他手中反映问题的资料。两人在争执过程中，其他保安迅速拥了上来。见情况不对，张云冲进大门。张云称当时认为只要冲进市政府大门里面，就没人敢动手了。谁知，进门后他还是被紧跟其后的保安一把抓住，然后被摁倒在地，有人拽住其双手，有人控制其双腿，其余人则用脚踢他。女友见状后，扑倒在地死死抱住他，哭喊着求他们别打人。这样的局面持续了10多分钟，最后一位干部模样的人走了过来，门卫才停止动粗。他在被殴打过程中，左手等多处受伤，随即被带到隔壁信访局接待室休息。

信访局领导打电话道歉

在接待室，兴化市信访局一位领导在听了张云所“反映的问题”后，随即与兴化市工商局取得了联系，城北工商分局马上答复，通知张云次日一早带上相关证件去领取营业执照，并表示领证前不需要再缴纳“政府代收基金”。事实上，次日张云在拿营业执照前，工商局还退还了他6日所缴纳的23元工本费。

张云告诉记者，7日下午，兴化市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首先与他取得了联系，向其了解前一天的情况。不久，兴化市政府一位领导又亲自给他打来电话，该领导表示打人事情由信访局领导负责处理，市政府会在调查后给出一个明确的处理意见，并要相关打人的人向他道歉。当天下午5点，他接到了信访局一位副局长的电话，电话中副局长代表市政府为门卫打人事情向其道歉，但这样的道歉遭到了张云的拒绝：“他们打人，不是你一个道歉能解决的。”8日上午，在信访局，张云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最起码要当事人当面向我道歉。”最后，副局长叫来门卫“代表”王队长向张云道了歉。张云最后告诉记者：“对于这样的道歉我接受，但还是有一点遗憾，道歉的王队长当时并没有打人，真正打我的一个也没道歉。”

已对打人保安进行了教育

昨天下午，当时代表兴化市政府处理此事的该市信访局一位副局长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他已经代表兴化市政府向张云进行了道歉，有关部门也对参加纠缠的保安进行了教育。该副局长还表示：“事情不大，已经得到了处理。”]]>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default.asp?id=1021 三特额度 http://www.ossur.cn/blog/default.asp/ Yourname@email.com 2010-01-08T14:14:08+08:00 2010-01-08T14:14:08+08:00

华龙网1月8日9：47分讯 今日上午9：30分，重庆市江北区人民法院对被告人李庄伪造证据、妨害作证案一审公开宣判，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被告人亲属、媒体记者、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各界人士等百余人旁听了宣判。

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李庄系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执业律师。2009年11月20日，龚刚模等34人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由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同月22日、25日，龚刚模的妻子程琪、堂弟龚云飞先后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刑事案件代理委托协议，该所指派李庄及马晓军担任龚刚模的一审辩护人。龚刚模的亲属先后支付了律师咨询、刑事辩护、民事代理、法律顾问费150万元。

2009年11月24日、26日及12月4日，李庄在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教唆其在法庭审理时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以推翻龚刚模以前在公安机关的供述，并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樊奇杭的供述。12月3日，李庄在某酒店内指使重庆克雷特律师事务所律师吴家友贿买警察，为其编造龚刚模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作伪证。

2009年11月底至12月初，李庄引诱程琪作龚刚模被樊奇杭等人敲诈的虚假证言，并要求程琪出庭作证。11月24日，在该市高新区南方花园某茶楼，李庄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伪证，否认龚刚模系保利公司的实际出资人和控制者。龚刚华即安排保利公司员工汪某、陈某、李某按照李庄的说法作虚假证言。12月1日，李庄就龚刚模案向重庆一中法院提交了通知证人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出庭作证的申请书。

12月10日，公安机关因办理另一涉黑案提讯龚刚模时，龚刚模揭发了李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行为。同月12日，李庄被公安机关捉获。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相关规定，辩护律师和其他辩护人不得帮助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隐匿、毁灭、伪造证据或者串供，不得威胁、引诱证人改变证言或者作伪证以及进行其他干扰司法机关诉讼活动的行为。违反上述规定的，应当依法追究法律责任。李庄在担任龚刚模的辩护人期间，利用会见龚刚模之机，向龚刚模宣读同案人供述，教唆龚刚模编造被公安机关刑讯逼供的供述，指使吴家友贿买警察证明龚刚模被刑讯逼供；引诱龚刚模的妻子程琪作龚刚模被敲诈的虚假证言，指使龚刚华安排保利公司员工作虚假证言，并向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交通知龚云飞、龚刚华、程琪等证人出庭作证的申请，其行为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的诉讼秩序，已构成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依法应予处罚。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庄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据此，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零六条的规定作出上述判决。（数字记者王不为、李心成、张春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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